淮北的青春记忆

——中文系81级 张占杰

当年，高考结束后拿到的录取通知书，装在一个普通的牛皮信封里，寄信人赫然写着“淮北煤炭师范学院”。这是我的第四志愿，而不是我心心念念的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。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坐火车，中间还要倒两次车。好在我找到了一位同行者：物理系的田国杰，他父母在铁路技校，铁路上的这点事门儿清。以后的四年，跟着他，学会了用站台票上车，躲避车站管理员的追赶，以便不出站转车。父亲为我打了个木箱子，母亲把一床旧被拆了，洗了，缝上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我和国杰上了车，晃晃荡荡到了德州，又叮叮珰珰到了徐州，等一身疲惫地上了去淮北的绿皮车，国杰说，再有两小时，咱们就到了。

淮北城确实不大。坐着学校接车的大巴，十分钟便到了。我们的宿舍在西四楼，新盖的。七个人一屋，有两个人先我而来，收拾好床铺，还没到吃饭的时间，三个人便出了宿舍，来到校园盲无目的的转悠了半天。

校园建在山坡上，西四楼在学校的西北角，已经是学校的边缘了。回头就可以看见相山，以及山上的铁塔。再以后的日子里，爬山就成了我们的日常项目。每到周日，大家趴在被窝里，讨论如何打发这一天，上山、到相山公园转一圈，再从市里回来，在学校小南门的烧饼铺里买一只缸炉烧饼，达成度最高。每逢这时候，江红鑫最积极，他长着两只结实的小腿，一看就是爬山高手。我是随大流，爬山可以锻炼身体，看相山公园的康熙爷的题匾，逛逛书店都是很有乐趣的事。顺着西四楼往南走，西一、西二、西三，都是红砖旧楼。在西一楼往东拐，有一个丁字路口，东边是一座大礼堂，这是学校最显眼的建筑。北面砌着一道石墙，有几道台阶通向上面的一块杂草丛生之地，几排简易平房掩映其中，平房不远处还可见到几个小坟堆。后来才知道，平房的一部分是图书馆，一部分是青年教师宿舍，施伟忠老师就曾住在这里，后调来的刘长贵老师有段时间也住在这里。丁字口往南，道西是学生食堂，再往南，有一座三层的理科实验楼，后来改成了学校附中。实验楼的南边是教室，西边隔着一条小马路，也是教室。前者是红砖房，后者是茅草屋。我们大一在红砖房里上课，一个班一间教室，大二和大三就搬到了茅草屋去了，红砖房让给了学弟们。建校初期，学校的大家长们这样安排也是很讲究的，最小的得到的都是最好的。大四，我们便搬到了新盖的六层教学楼，这是裴震副院长主持建的，毕业大合影，他还参加了，戴着个大黑镜。

我们求学的那个时期，中文系的师资是最好的。

全学校有教授两名，一名是中文系的吴孟复先生，另一名是物理系的教授葛旭初先生。中文系除吴孟复先生外，还有一名副教授：搞庄子研究的殷呈祥先生。讲师有几个，如刘长贵老师，陆联星老师，白桦老师，单光启老师、丁梦周老师、汪廷奎老师。老一点的老师，大都在文革前大学毕业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被下放，劳改，虽满腹经纶，却长期不能搞专业。直到文革结束被平反，才安排正式工作，到我们学校教书，有些属于临时性安排，以后很多又调到了更适合自己专长的单位。很多中年教师，像丁梦周老师，是从中学调来的。

最有意思的是一些青年助教，上课极其投入，与我们的关系也最好。教我们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的张静露老师，普通话那么好，堪称神奇。有一次我去市里，正好碰到张老师下课，就一起跳过北边的院墙走捷径，和她聊了一道，我问她，您作为上海人，普通话怎么那么标准，她说，普通话说得好的很多都是其他方言区的，因为在学的时候，需要完全摒弃原来的方言，等于学一门新语言，所以不容易带上原来的口音。教写作的潘小平老师，讲语言时，用略带一点南方色彩的普通话，朗诵汪曾祺刚刚发表的小说《受戒》的结尾，指出，那段景物描写，是作者的抒情，也表现了两个小人欢快的心情，语言富有音乐性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文学语言音乐性的描述，从她的朗诵中，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音乐性的存在。这一节课让我从此学会以艺术的眼光看世界，表现世界。第二年中秋，在《淮北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《中秋月》，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五元的稿费。

老教师有老教师的做派。刚入学时，我们全体80人被召集到学校俱乐部的一间会议室去聆听系主任吴孟复先生训言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吴老。他的头发浓密，这使得蜡黄的脸色以及深陷的面颊格外醒目。他的身材细长，但早早地弯了，总是从下往上看人。吴老深居简出，偶尔在校园里见到，只有少数几个有胆的人主动上前打招呼，其余要么躲到一边，要么溜之大吉。好歹吴老也不怎么认识我们。吴老给我们开过两门选修课，一门是训诂学通论，一门是唐宋诗词选讲。前一门我没选，后一门是必选课。吴老上课是很准时的，手里拄上拐杖，躬着腰颤巍巍地走在前面，助教纪健生老师扛着椅子跟在后面。进教室落座，他都会从衣兜里拿出盒烟，抽出一只，戳了戳，点上，烟雾缭绕，有一种神游的自在。他讲课时摇头晃脑，引经据典，遇有板书，就回一下头，垂立在后面的纪老师便意会，在黑板上写几个字。同学们也不怎么看他，只低头作笔记，半个学期下来，笔记一大本，大家都有一种满足感，从心底里佩服吴老的学问。多少年后，我还清晰的记得他讲“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”时的那份陶醉。他给我们布置的期末考试作业是《“明月别枝惊鹊”中的“惊”字作何解？》。

吴老的唐宋诗词选讲没有讲义，但他的“训诂学通论”是有的，后来整理成书，出版了。那时，选修课没有现成教材，都是老师自己编。也有老师不但编，还亲自刻写、油印。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当年汪廷奎先生手刻的讲义《古代文化常识》，钢板字，仿宋体，一笔不苟。这也是汪老师的专著，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出版。汪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应当在50上下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一口不太容易懂的芜湖话，从始至终站着讲课。他和耿良明是老乡，交流较多，有些经历我们都是从耿良明那里听说的。他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，梁方仲先生的弟子，有二十二年的右派经历，在社会底层为生存干过很多工作，最艰苦的是拉排子车，扛麻袋，这是一般壮劳力都怵头的重体力劳动。即使这样的情况，他也没有放弃专业，直至平反，暂时到我们学校教历史，后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。

社会的动荡，造就了这群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，也铸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性格。四十年前，丁梦周老师是我们的美学老师，专攻书法，后任美术系第一任系主任。我由于上小学时常抄大字报，父亲凭着初小的写字基础成了我的启蒙老师。写大字渐渐成了我的一种业余爱好，糊涂乱摸，没什么章法。上大学了，才真正领略了“书法”的魅力。学校只要有活动，就少不了丁老师的题字。尽管欣赏丁老师的书法，但从未当面请教，直到毕业前，王之田老师才带着我去了一趟丁老师家。

丁老师手指上裹了绷带，王老师问怎么了，丁老师说，有人让我写字，不乐意写。王老师善聊，丁老师讷言，把绷带筒撸下来放桌上，点了只烟抽着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俩。

丁老师说我还有书债，正好你们帮忙。我们便到书案前，六尺宣一栽两幅，丁老师写的是“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，写毕，拿起放在烟灰缸上的半截烟，说道:“好纸”。

对着字把烟抽完，又扯过一条纸，写了“墨趣”，题款时才想起问我姓氏名谁。大家都乐了。王老师让我把字好好留着。

我们告辞，丁老师又把指套戴上了，挥了挥手，关了门。

毕业以后，我之所以对科研工作有一点兴趣，与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马建老师有很大的关系。马老师那时也就三十上下，是个很有想法的老师，别出心裁，把期末考试的闭卷改成了开卷，写小论文，题目自拟。理论和数据都来自教材或原著，但需要我们将其整合在一起，并逻辑自恰。我用了一星期的时间，到阅览室找论文，摘抄数据、论述，再按照一定的思路将他们捏合，使之看起来像一篇论文。这是我的第一篇“论文”，是以后所有论文的起点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学生会的活动室中，自己没黑没夜“整理”论文的那些日子，那种发自内心的，从未体验过的愉悦。正是这种体验，使我第一次想以后从事这样的工作。交稿一星期后，耿良明在西一楼前遇到我，说，政治经济学的成绩出来了，杜志军第一，你第二，92分。几十年后，翻出当年毕业成绩单，才知道这个分数是我所有学科中的最高分。现在想来，马老师以这种方式对我进行了最初的学术启蒙。

我们的辅导员是王惠生老师，一个个子不高，精神抖擞，时刻准备辩论的老师。他对我们的要求很多，早操不许迟到，上课不允许旷课，有事一定请假。假如学生中出现扎刺的苗头，他会在第一时间扑灭。大三的一次班会上，针对有些学生表现出对学校的不满情绪，他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“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”。简单粗暴，效果良好。不满、嘲讽、不解，在同学中弥漫着，久久难以散去。毕业以后，我们用漫长的生活体验这句话，用一生的时间咀嚼其中的酸甜苦辣。相对于王老师，我们的班主任施伟忠老师显得更温和，以对专业的痴迷组织了很多课余活动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，热爱读书，敬畏学问。施老师那时是青年教师，教先秦文学，对《诗经》情有独钟，大家喜欢模仿他朗诵《关关雎鸠》《氓》的声音与情态。他穿两眼皮鞋，而不是流行的三接头。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中，似乎只有上海人才这样时髦。可能是担心眼镜会掉下来，他走路喜欢稍仰一点头。施老师组织的最有影响的活动是班级读书会。因为到三年级了，同学们面临着毕业论文选题，他鼓励每个学生从自己的爱好出发，就一个专题写成小文章，每周四晚上宣讲，与大家交流。当时比较活跃的是耿良明。他的读书量很大，尤其喜欢外国文学作品。交流会上，他大讲海明威，普希金，兴奋地将手插在裤兜里，在讲台上一边踱步，一边侃侃而谈。他讲《老人与海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，讲《黑桃皇后》，同学们听得很仔细，之后会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这掌声是给耿良明的，也是给施老师的。

1980年代，是一个保守和开放并存的时代。中文81级共两个班，每个班40人上下。大一我们分别在自己的教室上课。大二和大三，到茅草房教室合班上课，二班靠南，一班靠北，泾渭分明。座位提前按大小个分好，但并不严格，可以自己调换。两个班的班长都是胶东人，有时会约一下下午的篮球赛。我们与七九级的师哥师姐们一墙之隔，不知谁在墙角掏了个洞，两家的老鼠便不时串门，听听这老师的，又听听那老师的，很是惬意。平日里，大家的生活三点一线，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。男女同学碰在一起，也很少说话，点点头过去。周四下午是政治学习例会，王老师训完话，需要分组讨论，我们才有机会男女近距离说话。恋爱是严格禁止的，有了苗头自然会找你谈话，告诫你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。当然也会说明一些现实问题，比如将来不一定能分在一起，势必会造成两地分居等等。即使是这样，也无法挡住爱情的力量。毕业分配的时候，所有的地下活动瞬间转到地上。也并不像之前被警告的那样两地分居，学校尽力将他们分在了一起。王老师是讲究工作艺术的，学校也最大限度地宽容了青春的萌动。

同学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奇妙。上学期间不怎么说话，一旦毕业，也会互相牵挂。同学聚会十年一次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都没有参加，每次都会领到一本近期同学录，上边有大家的电话、同学地址等，我都会一页一页地翻看，脑子里过去的图景与现实交替映现。也会忍不住给曾经的同学打个电话，聊聊家常。多少年的经历，婚姻、家庭、孩子，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几十年中，在石家庄还见过几个同学，有一班的，也有二班的。一班的自然有久别重逢的喜悦。二班的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话可说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喝茶、吃饭，没有想象中的隔阂。方林刚和薛平生回山西，特地在石家庄停留，在饭店等待之时，我听方林刚在楼道里一边走一边叨咕：“我看看张占杰长成什么样了”。几十年了，长成什么样都是有可能的，青春不再，头发稀疏，眼睛昏花，这是岁月的留痕。好在见了面，彼此第一时间认了出来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惊讶，除了高兴还是高兴。有一年，高岚从太原来石家庄，秦青打电话，说高岚来了，你过来吧。我脑子里飞速转着当年高岚的样子，他穿着那时不常见的牛仔裤，头发有点自来卷，胡须很重，瘦长瘦长的。因为宿舍挨着，时常看他抱着个吉它，那个时候他就喜欢唱歌，多半是流行的港台歌曲。我过去了，高岚坐在餐桌前摆弄酒杯，见到我，点点头，我坐下便与他一起摆弄酒杯。秦青在阳台上哧哧啦啦地炒菜，有时会伸过脖子看看我们俩，聊两句。

人生无常，一些同学道路走得崎岖，或重病缠身，或英年早逝。每念及此，就会生出很多感慨。毕业近四十年，已经有三位同学先后离我们而去，他们是张明、张春梅和武桂森。这三人中，我和春梅走的最近。春梅是一班同学，因为高个子，上学的时候是女篮队员。毕业之后，我到宣化看过他们一次，那时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1993年，他们随学校迁到石家庄，我又专程去了一趟。她病恹恹的坐在床边，看着我们高兴地聊天，眉飞色舞地描绘将来的生活，脸上也有了一丝红晕。等我2002年也调到石家庄，在一个城市生活了，她却剩下了一个人。屋子的陈设还是几年前的样子，组合柜的一扇门已经脱落。病休在家，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，十月一离开沙城来石家庄，一个人瘸着腿买菜、做饭、上医院，直到第二年五月离开，回沙城，和父母、弟弟一家重新聚在一起。她曾想过再找一个，也做过努力，最后还是一个人。十几年来，身边没有爱人，没有孩子，和年迈的父母在一起生活，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后半生，想抓住一切可以抓的东西，终究什么也没有抓到，在这个世界上像一个多余的人。每年我们和春梅都会小聚一两次，谈点高兴的事，也许那时她也觉得高兴。高兴过后，总是叫人唏嘘不已。春梅去世的时候，52岁，有小弟陪伴，也有父母在身旁。早早离开这个世界，对她来说，也是一种解脱。 

大学生活不只是上课、读书，还有许多其他青春轶事。

院广播站没有男播音员，只有一位女的，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姐，叫李敏，唱黄梅戏的，不知为什么戏不唱了，到大学广播站当了播音员。王惠生老师大概认为我是河北人，河北离北京很近，普通话应当也不会差，便推荐我去广播站当了播音员。可乐的是，我当时说的是一口土得掉渣的衡水话，衡水离山东德州很近，所以衡水话接近山东话，以这种普通话的水准进广播站，确实叫人匪夷所思，但我居然就是院广播站唯一的男播音，而且一干就是三年。

广播的事归院宣传部管。部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，姓李，文质彬彬的，有点不苟言笑，原来在军队上搞宣传，见我时，总是点点头，至多说一句“小张好好干”。和我说话较多的是几位宣传部的干事兼广播站的编辑，两位老张，一位老董，我一律叫老师。张炳政老师最乐意聊天，他是诗人，总有诗作在报刊发表，每次看到我总是问我有没有作品，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教导，诸如中文系的学生应当有文学作品，尤其应当会写诗，要努力体验生活，对生活要有激情，诸如此类吧。张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多，后来大家熟了，我们经常到他家去，和他的两个小孩玩，有时还一起到相山公园玩。在我的藏书里，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，是毕业时院宣传部送给我们的，算是一点纪念，其中还有张老师的题词“努力工作，办好广播”。

第二年，几个编辑去编院报了，我除了播音，开始兼干采、写、编的工作。广播站的队伍也扩充了。我们在每个系都找了兼职记者，又考察了一两个文笔不错的同学做了编辑，如物理系的常生龙。他写稿子多，质量也好，慢慢我们就比较投缘了。他每天吃过晚饭就到广播站，看半小时，选好明天播送的稿件，就到隔壁阅览室自习或读闲书去了。有时也会多呆一会儿，听听音乐。广播站的那点唱片就听得差不多了，他就鼓动李敏向院宣传部要新唱片。李敏就要了很多交响乐，晚上如果没什么新闻，就放这些，也正好配合了当时院里正搞的一个大型交响乐讲座，一时间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响彻着贝多芬的激昂，柴可夫斯基的忧郁，肖邦的沉静。李部长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样才像一个大学。 

大学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激情四射，难免做事过头。1981年11月16日，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，最后一场和日本队。中午十分，同学们到食堂打了份饭就匆匆跑到教室。不知谁从系里弄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，等到夺冠了，大家从教室里涌出来，顿时校园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学生。大概是学生会的人，通知各班整队，到淮北市区去游行，庆祝女排夺冠。于是我们一边呼口号一边从学校的小南门走出去，来到东岗楼，向西拐，直奔市政府而去。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，有时也跟着喊口号。淮北不大，走一圈也就一个小时。等我们回到学校，一些同学意犹未尽，便在宿舍里叮叮当当地敲起了脸盆。傍晚，有同学还把床单做成了火把，点燃了，大家排成队，又在校园里游了一圈。这次学校领导出面制止了一些同学的疯狂举动，不再允许烧床单，敲脸盆。

我们还经历了菏泽地震。菏泽离淮北不远，震感强烈。尽管年轻人睡觉沉，但还是有人大喊一声“地震了”，整个楼便骚动起来，大家急急忙忙从床上跳下，顺着楼梯向外跑。我清楚地记得后面的同学一边跑一边说：“没事，没事”。最后大家都出来了，楼前挤满了学生。时间不长，王老师来了，看有没有同学受伤。还真有，80级的一位住二楼，情急之下从窗户跳了下来，腿摔断了。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先是送校卫生所，之后又转院到市医院，打了石膏。最后他留了级，和我们一起毕业。

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毕业了全班同学和老师总要坐在一起喝顿酒。喝酒的地点设在学生食堂。座次分好，一喝起来就乱了。时间不长就有人不胜酒力，开始胡说八道，倾诉衷肠。这种场面往往具有传染力，沉浸其中，伤感、激动，又哭又笑。

外面下着小雨，时断时续。灯光昏黄，路面湿漉漉的，空气中弥漫着酒气，有一点甜。

我们的毕业分配比较平稳，没有太多的故事。上一年，一位80级的师兄，是个学生会干部，给系领导写了封信，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为国家建设做贡献。系里当然很高兴，大小会表扬。毕业分配前辅导员老师都要征求意见，师兄这才知道他已如愿到了边疆，顿感不妙，找书记谈话，诉说自己的苦处。最后他背着处分回了老家。这事对我震动挺大，头一次看到象牙塔的另一面，以前所有的困惑在这一刻都得到了解释，看到了一些人皮袍下藏着的“小”字。

同学们陆陆续续背着行李离开了学校，但我们的毕业证只是进入“社会大学”的入学通知书。来的时候是我和田国杰两人，走的时候却是我一个人。在那个绿色的车厢里，望着窗外，我看到的不再是淮北广袤的原野，而是自己的未来，那里的社会、人生、爱情，生老病死，是这所大学所没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4.7.26-8.4，唐山南范各庄镇